人類是具有空間感和空間思維的動物，早在石器時代，先民就通過巖畫、貝殼、植物纖維等排列其所關心的地物在空間中的位置關系來描繪他們周邊的環境。地圖制作，也就是人類觀察、了解周邊地理環境，并運用自己的思維活動和積累的知識進行判別、分析，最后通過某種載體（布帛、紙張、獸皮、植物纖維織物、地球儀等）將其縮小比例呈現出來的過程。所以，古代地圖不僅是地理測量的成果，也是對自然和人文地理環境的圖像式的反映與再現，體現了古人對空間的認知，更是反映了古人是如何認識他們生存其中、與其息息相關的大地。

  隨著人類社會發展、文字的發明與文書的應用，社會日益被組織為成體系的國家與政權，地圖日益應用在日常的政治、經濟、軍事、工程等方面，成為治理國家和組織、調動社會力量的重要工具，尤其是在涉及較大地域、需要進行空間組織的事項中。

  中國繪制地圖的歷史源遠流長。根據文獻記載，早在先秦時期，就已經有大量繪制地圖的行為，尤其是“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軍事與邊防作為國之大政，在中國古代自然受到極大重視。而地圖更是受到歷代軍事家和朝堂前線的關注，在《管子》中就專門有“地圖”一篇，著重強調：“凡主兵者，必先審知地圖。”自秦漢以降，地圖在軍事與邊防領域一直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中國古代的軍事地圖，目前可見最早的，當屬湖南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帛書地圖《駐軍圖》，對西漢前期長沙國南部地區的城堡、障塞和營壘等軍事設施和己方軍隊的駐防情況進行了描繪與表現。而蕭何、劉秀通過地圖了解全國政治軍事格局與軍事要隘，李吉甫獻《河北險要圖》等舉動亦史不絕書。安祿山叛亂前，就用地圖展示從幽州出發進攻洛陽的行軍路線和沿途地區的地理形勢：“先三日，合大將置酒，觀繪圖，起燕至洛，山川險易攻守悉具，人人賜金帛，并授圖，約曰：‘違者斬！’”可見軍事地圖在戰爭中的作用。所以從隋代以來，兵部所轄職方司一直有“掌地圖”的職能，一直到清代。對軍事地圖的研究，對于復原古代的軍事形勢與戰守措施，乃至古人對軍事地理環境的認知，以及諸多軍事細節，有著不可替代的學術價值。一直到清代，由各級官署所主持繪制，且由官員自行主動繪制的地圖數量眾多。以邊防為主要內容的軍事地圖成為中國古代地圖的一大門類，具有不可替代的珍貴文獻價值。

  明代一直面臨著北元和蒙古各部的軍事威脅，北部地帶是邊防的重點，所以從明太祖洪武年間開始，就在從遼東到西北的漫長地帶廣設衛所，屯聚重兵，定都北京之后，為拱衛京師，更是在北部地區設置了遼東、薊鎮、宣府、大同、山西、延綏、寧夏、固原、甘肅等九個軍鎮，合稱“九邊”重鎮。到了明代中后期，邊墻逐漸修建成型。與此同時，隨著達延汗、俺答汗等蒙古各部勢力的崛起，明朝邊防壓力日益嚴重，從而促使邊防史地撰述進入高峰期，其中邊防地圖亦為數眾多，文獻記載和現存可見的繪本、刻本輿圖都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王庸先生在其《明代北方邊防圖籍錄》（《地學雜志》1933年第2期）中，就列有“北邊總圖說”“邊鎮合志”“各邊鎮別志”“各路關衛區分記”等北方邊防圖籍共215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當屬《九邊圖》系列。

  根據文獻記載，最早繪制九邊圖的，是嘉靖初年，兵部尚書命屬下的兵部主事鄭曉撰《九邊圖志》。嘉靖十六年（1537），兵部職方司主事許論將其所著《九邊圖論》呈給明世宗，受到其贊許，并下詔頒行九邊。此后，多部九邊圖籍撰成，并流傳至今，如嘉靖二十一年（1542）兵部職方司主事魏煥著《皇明九邊考》、隆慶三年（1569）兵部編纂的《九邊圖說》、崇禎時期兵部職方司主事陳組綬所編撰《皇明職方地圖》，以及今天中國國家博物館所藏申用懋彩繪的《九邊圖》殘本。中國國家博物館和遼寧省博物館各收藏一套彩繪本的《九邊圖》，遺憾的是未標注作者和繪制年代。

  從前面所列幾種重要官繪《九邊圖》的作者我們可以看到，他們都與兵部，尤其是兵部下屬的職方司有關。職方這個機構最早見于《周禮》，隋唐時期歸兵部管轄，明朝規定職方司的職能是“掌天下地圖及城隍、鎮戍、烽堠之政”。“凡天下要沖及險阻去處，各畫圖本，并軍人版籍，須令所司成造送部，務知險易”。“職掌天下地圖，及城隍、鎮戍、營操、武舉、巡邏關津之政”。“戶部所掌有圖志，而諸邊疆界各有圖本，以覽知地形，為守御之計者，則屬本部，故列于此”。從上面幾幅《九邊圖》可以看出，其繪制風格是相似的，充分說明中國古代成熟的官僚體制下，有成型的技術傳承，形成了本部門前后繼承的“小傳統”。

  除繪制整個九邊地圖的地圖外，與兵部有關的機構還繪制了很多單一或幾個相鄰邊鎮的地圖，也具有濃厚的兵部職方司風格，比如萬歷三十一年（1603）宣大總督楊時寧進呈明神宗的《宣大山西三鎮圖說》、萬歷后期任職山西的王士琦所編繪《三云籌俎考》等，充分說明了這一標準式畫法的影響力。

  《九邊圖》系列的一個典型范例，當屬現藏于遼寧省博物館的彩繪《九邊圖》，此圖系絹本彩繪，由十二屏幅組成，每幅圖縱208厘米，橫47.3厘米，通幅橫闊近6米，繪制時間約在明代嘉靖三十五年（1556）至嘉靖四十三年（1564）之間。《九邊圖》并無方位標識，但大體為上北下南。該圖自東向西，沿明代北部邊疆分別繪制了九個邊鎮的山川、城堡、關隘、軍事駐防及攻守形勢等地理內容。圖中的城堡，包括府、州、縣、鎮、衛、所、營、堡，都根據等級與功能的不同，用相應的符號表示以區分，重要城堡均繪有方形城墻和敵樓圖案；諸邊堡以帶“望臺”的方框表示。連接各城堡的驛道描以細紅曲線，長城則以帶垛口的城垣圖形來標示，圖上的重要城堡，多于其上用文字標出其四至及道里遠近等。《九邊圖》色彩明麗，氣勢雄偉，明代整個北方邊疆形勢一覽而知，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價值。

  明代軍事地圖的另一個代表，當屬宣大山西總督楊時寧主持編繪的《宣大山西三鎮圖說》，此書于萬歷三十一年（1603）進呈明神宗，“上嘉納之”，可見《宣大山西三鎮圖說》中的地圖與地物信息應建立在其所主持的調查與搜集、整理工作基礎上，質量也得到皇帝認可，代表了萬歷年間宣大山西地區官繪地圖的水平和官堡的情況。《宣大山西三鎮圖說》分為宣府鎮（約今河北張家口壩下地區和北京市延慶區等地）、大同鎮（約今山西省大同市和朔州市等地）和山西鎮（約今山西雁門關以南的軍事防御要地）各卷，采用圖說結合的方式，書首有三鎮總圖與圖說，每卷首列該鎮總圖與圖說，之后為該鎮各路圖與圖說，再后為該路各城堡圖與圖說。三鎮總圖、各鎮總圖與各路總圖都為兩葉，而城堡圖則為一葉。在每一幅地圖中，都詳細地畫出了城堡的外部輪廓、城門情況、城墻包磚與否等特征，以及城堡所負責管理的長城和烽燧等軍事設施，而城堡周邊的地理地貌特征也非常豐富地呈現出來，尤其是那些與軍事戰守相關的因素，如河流、臺地、階地、山巒等，所對應的圖說也詳細地講述了城堡的周長、高度、沿革、駐軍、物資以及戰略軍事價值等，一地形勝，可謂一覽無遺，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獻價值。

  總體而言，明代的軍事地圖反映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如下特征：

  堅守和平的理念。以《九邊圖》為代表的明代北方地圖繪制出以長城為面，邊鎮為頂點，邊堡和交通道路為骨架的傘狀軍事體系，可謂在北邊地帶建設起層層設防的軍事體系，但這套軍事體系并非為了進攻，而是為了防御，為了更好地管控與草原之間的正常經濟、文化交流。

  對多元文化的包容。《宣大山西三鎮圖說》編繪的目的是宣大總督楊時寧向明神宗匯報宣府、大同和山西三鎮的長城與城堡修筑和布防情況，但并非只表現長城內的情況，相反花了大量篇幅描繪長城外的穹廬、牲畜等景觀和草原民眾放牧、騎馬的情形。既反映出隆慶和議之后明蒙雙方和平交往的局面，也體現出對多元文化的包容。

  測繪技術的精細。中國古代沒有地圖投影體系，一般是通過地物之間相對位置關系來建立地圖體系，這就涉及到對具體地物之間位置、距離情況的了解程度。根據筆者團隊之前對多幅描繪大同鎮部分地區和宣府鎮全鎮的地圖上城堡之間角度關系的數字化量化研究，這些明代邊防地圖上城堡之間的關系與實際情況符合程度極高，可見中國古代各級政府對管轄地區的了解程度。

  繪制方法的濃厚中國特色。長卷式地圖是中國古代的重要地圖描繪與表現形式。明代的北部九邊和沿海七邊總圖都繪成長卷，或者是長卷變形的分切屏風、冊頁裝，體現了中國傳統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