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賀蘭縣稻漁空間生態休閑觀光園一隅。　農民日報·中國農網記者　鐘欣　攝

　　“賀蘭山下果園成，塞北江南舊有名。”走進寧夏回族自治區賀蘭縣常信鄉四十里店村，目睹稻漁空間生態休閑觀光園的田園勝景，會對這句唐詩更有直觀感悟。然而，賀蘭沃野令人思及江南的地方不止于此。

　　發端于江南越地——浙江諸暨的基層社會治理經驗“楓橋經驗”，如今在賀蘭山下同樣得以傳承和發揚。通過構建多元調處機制，賀蘭縣全力打造“塞上楓橋”調解品牌，作為持續深入推進鄉村治理體系建設試點示范的路徑選擇。

　　8月24日，參加第四期全國鄉村治理體系建設試點示范專題交流活動的各地代表，走進賀蘭縣常信鄉四十里店村和洪廣鎮欣榮村，現場探訪當地豐富村民議事協商形式、完善矛盾糾紛化解機制、推進農村移風易俗工作的經驗與做法。

　　把完善矛盾糾紛化解機制與健全公共法律服務體系結合起來，是賀蘭縣致力鄉村善治的亮點之一。在“一村（居）一法律顧問”全覆蓋基礎上，賀蘭縣實現駐村（居）法律顧問全部律師化，注重從有形覆蓋向有效覆蓋邁進。

　　在四十里店村，賀蘭縣司法局工作人員丁海燕告訴記者，2022年該縣組建起82人的律師服務團隊擔任全縣村（居）法律顧問律師，明確每月19日至21日作為固定服務日期，還牽頭建立村級公共法律服務微信群90個，保障村（居）律師能夠及時為群眾普法并提供法律咨詢、幫助疏導情緒、指導依法維權等。

　　據丁海燕介紹，賀蘭縣村（居）法律顧問已累計開展法律專題講座512場次，值班379次，服務群眾逾1.55萬人次，為村（居）審核修改合同17份，參與矛盾糾紛調解41場次，通過微信服務群、電話等平臺開展法律咨詢385人次。

　　寧夏回族自治區吳忠市利通區郭家橋鄉澇河橋村，在黨建引領鄉村治理工作中同樣看重法治的力量，用法治守護鄉村和諧。在澇河橋村，既有空間上的公共法律服務室，也有時間上的“三官一律”接待日，每月至少一次為群眾普及法律知識、提供法律咨詢等服務，面對面幫助群眾解決問題。“三官一律”指的是負責對接聯系村（居）的法官、檢察官、警官、律師，在吳忠市利通區，做實“三官一律”進農村、進社區、進網格，意味著工作重心從打擊防范向服務基層轉移，精準對接村（居），依托村（居）網格，圍繞矛盾糾紛化解、法律咨詢服務、網格員業務指導、普法宣傳活動等開展工作，幫助把矛盾化解在源頭、解決在基層，共同破解基層治理難題。

　　結合鄉村治理實踐，吳忠市利通區近年不僅健全三級調解網絡，落實“三官一律”制度，實現村（居）法律顧問全覆蓋，在12個鄉鎮打造一站式矛盾糾紛多元調解中心，建成智慧社區綜合服務管理信息系統，而且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區）創建，培養“法律明白人”骨干1376名，并為134個村（社區）配置法律服務智能終端機和視頻可視電話，將老弱病殘婦幼軍等全部納入法律援助范圍，夯實鄉村善治的法治基礎。

　　當前農業農村改革不斷深化，農村利益格局持續調整，農村社會矛盾糾紛多發，糾紛主體日益多元，利益訴求越發復雜，糾紛類型更加多樣。完善基層治理方式必然要求健全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機制。

　　全國鄉村治理體系建設試點示范工作開展以來，115個縣（市、區）試點單位因地制宜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探索豐富矛盾糾紛化解方式，確保事有人管、責有人負；想方設法把矛盾糾紛化解在最基礎、最細微的單元；運用法治思維方式，依靠專業力量定分止爭；暢通多元化解機制，構建從矛盾調解、仲裁到行政復議、行政訴訟的制度體系。

　　8月25日，在第四期全國鄉村治理體系建設試點示范專題交流活動現場，農業農村部總畜牧師、農村合作經濟指導司司長張天佐指出，化解農村矛盾糾紛，關鍵是要健全工作機制，推進關口前移，堅持綜合施策，暢通調解、仲裁、復議、訴訟等多元化解決機制。

　　說事評理議事普法中心，是北京市平谷區為村（居）群眾搭建的一站式矛盾糾紛化解平臺。在這里，“有事能說、有苦能訴、有理能評、有法能講”。針對農村解決糾紛力量資源分散問題，一站式整合村黨組織書記和村“兩委”干部、區下沉干部、鎮包村干部、村內各類輔助人員，以及村鎮兩級“法律明白人”和派出所、司法所、人民法庭、區鎮部門工作人員與村（居）法律顧問、訴求雙方信任的“關系人”、調解專家等資源。

　　異曲同工。遼寧省沈陽市沈北新區構建一張黨群網，踐行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兩鄰”理念，健全三級評理說事體系，筑牢人民調解第一道防線。落實“一村（居）一法律顧問”制度，設立公共法律服務室，細化法治鄉村建設；推行“一村一輔警”制度，健全信息化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做實平安鄉村建設；建立非訴訟調解中心，成立婦女婚姻家庭糾紛等人民調解組織，推進和諧鄉村建設。

　　陜西省鳳縣率先成立陜西省首家縣級矛盾糾紛化解中心，并成立9個鎮級矛盾糾紛化解分中心，堅持人民調解優先，注重行政調解推動，強化司法調解保障。尤足稱道的是，鳳縣先后建立交通事故、勞動保障、婦女兒童維權、醫患糾紛、征地拆遷等5個專業性調解委員會，發展特邀調解組織19家、特邀調解員178名，還從退休的法官、警官等人員中選聘專職人民調解員11名，專門調處復雜疑難、重大突發矛盾糾紛。

　　把基層矛盾糾紛細分為4個層級，限定7個工作日逐級限時調解，則是甘肅省高臺縣筑牢鄉村善治根基的嘗試。第一級由人民調解員調解，限時1日；第二級由村調解委員會調解，限時2日；第三級由鎮司法所調解，限時2日；第四級由鎮綜治中心調解，在2日內集中化解。

　　內蒙古自治區東烏珠穆沁旗地處錫林郭勒大草原核心區，牧區點多、面廣、線長，鄉村治理力量薄弱，東烏珠穆沁旗以每個黨員中心戶輻射半徑15公里左右為服務區域，在每個嘎查設置4至5個綜治“烏日特”（驛站），延伸服務觸角，從源頭治理上求突破。全旗共設立219個綜治“烏日特”，每個綜治“烏日特”平均每年協助調解矛盾糾紛110余件，開展代辦證照、政策咨詢等服務280余件次。

　　河北省邢臺市任澤區是“中國和合文化之鄉”，任澤區將人民調解與“和合文化”精髓有機融合，倡導家事糾紛“孝為先”、民事糾紛“和為貴”、商事糾紛“信為本”，并選拔公道正派的老黨員、老干部、老教師、老知識分子、老政法干警等“五老”加入調解隊伍，通過法律、政策等培訓，打造和合說事工作室。目前全區共選聘“五老人員”786人，和合說事工作室實現195個行政村全覆蓋。

　　近年，圍繞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基層群眾自治制度與時俱進、創新發展，不斷尋求最大公約數，致力畫出最大同心圓，成為踐行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重要鏈條之一，成為解析“中國之治”離不開的時代密碼。

　　尤其是全國鄉村治理體系建設試點示范工作開展以來，各試點單位豐富村民議事協商形式的思路越來越清晰，方法針對性越來越強。結合農村實際，因應相關問題，已探索出一套真管用、可操作、能推廣的具體辦法。誠如張天佐一語中的：創新村民議事協商形式，關鍵是要創新村民議事協商的渠道、方式、載體，拓展議事協商的范圍，真正實現民事民議、民事民管。

　　以吳忠市利通區為例，建立健全村級自治組織體系，目前已設立各類村民自治組織106個，培育基層社會組織146個，推廣運用“五議三透明一測評一審核一追責”等村級事務管理模式，推行“笑臉積分制”，把積分超市、村規民約“積分銀行”、道德紅黃藍榜“評先曝丑”等鄉村治理措施相結合，激發更多村民參與治理的熱情。

　　天津市北辰區的探索，對大都市近郊鄉村治理體系建設頗具啟發意義。依托天津市村務公開平臺，借助微信渠道，全區9個鎮實現村級黨務、政務、財務、事務信息公開。北辰區堅持為鎮村賦權減負，梳理明確鎮級職責事項124項；賦予街鎮“吹哨”調度權，梳理編制35項“吹哨調度事項清單”。作為天津市第一批次村級議事協商創新實驗試點村，該區雙街鎮雙街村堪稱北辰區探索的代表。在雙街村，無論大事小情，均依“四議兩公開”程序決策實施，基層民主深入人心，村民權益有效保障。

　　“四議兩公開”工作法已在全國推行多年，成為鄉村治理中耳熟能詳、行之有效的決策程序。在山西省陽泉市郊區，因地制宜創新創造，選擇的民事民議路徑則為“三關六議兩公開”。“三關”即嚴把法律關、政策關、民意關，“六議”即動議、提議、商議、審議、民議、決議，“兩公開”即決議公開和實施結果公開。

　　原來，陽泉市郊區在推行協商議事工作中，發現一些村干部辦事提議隨心所欲，部分村民代表未能代表民意。正視這一治理堵點、難點，陽泉市郊區實事求是，在“提議”環節前增加“動議”，在“決議”環節前增加“民議”，將“四議”拓展為“六議”。并且，“動議”環節確立“三議”“三不議”原則；“民議”環節規定村民代表必須入戶征求每位村民意見。

　　激發村民自治活力，上海市崇明區瞄準分層分類精準協商。根據待商議事項涉及范圍、緊急程度和化解問題的難易程度等，創新小事簡商、急事快商、難事共商3種形式。小事簡商，針對涉及人數相對較少、通過簡單溝通就能解決的小事；急事快商，針對涉及水、電、氣等影響群眾生產生活的亟待解決的問題；難事共商，針對涉及人數相對較多、工作開展難度大、需多方協商解決的難事。

　　瞄準村級民主議事不規范等問題，山東省平原縣探索民事民提、民事民議、民事民管、民事民辦的“四民”模式，力促共治、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村民參與鄉村治理，切入點必是村集體“三務三資”，平原縣推行“三務三資”陽光報告會制度，將黨務、財務、事務和資金、資產、資源等36項村級管理事項，全部向群眾公開。

　　地處秦巴腹地的陜西省漢陰縣，則針對群眾公共法律服務需求日益增長和參與鄉村治理熱情不高等難題，探索建立干部說法說政策、群眾說事說心聲、大事要事民主協商的“兩說一商”工作機制，拓寬干群交流渠道，構建民事民議、民事民辦、民事民管的協商格局。

　　移風易俗是農村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8月24日，在吳忠市利通區上橋鎮牛家坊村，全國鄉村治理體系建設試點示范單位率先開展農村移風易俗重點領域突出問題專項治理啟動儀式如期舉行。

　　張天佐出席啟動儀式并講話，要求專項治理突出重點、把握務實管用方法、發揮好示范引領作用。他強調，推進農村移風易俗，關鍵是要堅持黨委政府主導、自治組織主推，營造整治氛圍，形成高壓態勢，一鼓作氣、務求實效，并堅持不懈、久久為功，實現以新風易舊俗。

　　選擇吳忠市利通區啟動此次專項治理行動，并非偶然。早在2020年，吳忠市利通區就出臺移風易俗“利八條”，為移風易俗劃重點：“倡導婚事新辦不鋪張，倡導儀式從簡不張揚，倡導禮金適量不攀比，倡導薄養厚葬不允許，倡導家庭和睦要維護，倡導庭院整潔要經常，倡導出門遛狗要牽繩，倡導公筷公勺要備上。”

　　春風化雨，成風化人。如今在吳忠市利通區，培育文明鄉風、良好家風、淳樸民風，已經蔚成風氣。走進利通區馬蓮渠鄉柴橋村，舉目可見移風易俗標語和公益宣傳彩繪。今年以來，柴橋村聚焦天價彩禮、薄養厚葬、攀比浪費等歪風陋習，突出“減少人情債，留住人情味”理念，積極引導群眾除陋習、樹新風，“輕裝上陣”投入鄉村振興行動。

　　寧夏回族自治區固原市原州區2020年告別貧困，在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過程中，高額彩禮、大操大辦等陳規陋習逐漸成為脫貧群眾致富路上的“絆腳石”。為此，原州區深度融合移風易俗宣傳與志愿服務活動，組織1065支志愿服務隊、5.58萬名志愿者，創新開展“扶智扶志促脫貧·文明鄉風助振興”“送戲下鄉”等五大志愿活動逾2萬場次，在寓教于樂中播撒移風易俗的種子。

　　賀蘭縣洪廣鎮欣榮村是一個移民村，因從固原市西吉縣和原州區15個鄉鎮51個行政村陸續搬遷安置移民應運而生。欣榮村把鄉村善治作為“搬得出、穩得住、逐步能致富”的固本之策，創新文明實踐“積分制”激勵機制，建立積分超市聯盟，引導群眾以行動換積分，以積分轉習慣，以習慣化新風，每月兌換積分逾萬元。

　　河北省河間市是民政部確定的全國婚俗改革實驗區，其婚俗改革入選“中國改革2021年度地方全面深化改革典型案例”并在全國推廣。河間市建立健全紅白理事會、村民議事會、道德評議會等村民自治組織，引導村民在婚喪嫁娶活動中移風易俗。強化分層設計，在鄉鎮層面統一降低婚喪嫁娶消費標準，消減區域婚喪嫁娶習俗差異；在村（社區）層面結合實際依法依規修訂完善村規民約、居規民約，明確婚喪事宜操辦流程、指導標準和罰則情形。

　　山西省靈丘縣則依托新時代文明實踐站開展喜聞樂見的文明實踐活動，豐富群眾文化生活，弘揚社會主義文明新風。打造《平型關記憶》《山水北泉》《龍渠溝的老百姓》等鄉村文化實景劇，探路鄉村振興，豐富旅游資源，演繹鄉風鄉俗；舉辦農民運動會引領群眾在體育活動中增強體質、提升幸福指數。

　　內蒙古自治區阿拉善左旗另辟蹊徑，堅持以法治社會建設推進移風易俗工作。每年清明等傳統節日前夕，組織普法志愿者宣講消防法、森林法、治安管理處罰法等法律法規，倡導文明祭祀。推行“1＋4”（農牧＋水政＋林草＋國土＋民政）大農牧綜合行政執法模式，下沉基層，確保偷牧超牧、偷挖盜采、亂埋亂葬、抓蝎子摟發菜等問題“有人抓、有人管、管到底、管到位”，有效遏制涉嫌違法違規的陳規陋習。

　　青海省貴南縣是以藏族為主體的少數民族縣。貴南縣修訂完善和健全運行“三約三制度一檔一平臺”，即村規民約、居民公約、寺規僧約、清真寺管理制度、積分制、清單制、村民基礎信息檔案、鄉村綜合信息服務平臺，把移風易俗等內容納入村規，把村民承諾、規范村民言行納入民約，通過簽訂責任書、村民承諾踐諾，實現從單維度移風易俗到全方位村民自治的轉變，并因全國鄉村治理體系建設試點示范工作榮獲青海省第二屆改革創新獎先進集體稱號。

　　黑龍江省蘭西縣系典型農業縣，2019年告別貧困。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工作中，蘭西縣以德治為基，以文明為魂，推動移風易俗，組織開展“立家規、守家道、行家教、正家風、興家業”的“五家”創建活動，一大批尊老愛幼型、勤勞致富型、科技興家型、環境整治型、鄰里互助型、文化學習型、遵紀守法型家庭競相涌現，全縣農村犯罪率已由2019年的萬分之二點二降至如今的萬分之零點六二。

　　播種有時，收獲有時。如今，全國鄉村治理體系建設試點示范工作業已進入沖刺階段，無論是豐富村民議事協商形式，還是完善矛盾糾紛化解機制，抑或是推進農村移風易俗工作，各試點單位因地制宜賦權賦能，創新創造相輔相成，敦風化俗新民新風，均有碩果盈枝。如何慎終如始加強領導，如何精心做好提煉總結，如何部署成果推廣運用，將是未來工作焦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