獸面紋瓦當 獸面紋在建筑上的廣泛使用，反映了女真族作為狩獵民族獨特的審美和文化傳統，是女真族（滿族）建筑特點之一。左圖為撫順市赫圖阿拉老城出土的虎頭筒瓦。下圖為沈陽汗王宮遺址出土的獸面紋瓦當。

盛京城擴建成井字大街示意圖。

鳳凰樓整體風格呈現中原樣式，但臺基上起樓是典型的女真建筑風格。

黃琉璃龍紋筒瓦。 （海城采集）

綠琉璃蓮花紋滴水。 （汗王宮遺址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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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記者 商 越 文并攝

　　提 要

　　從戰國時期設立候城起，沈陽的建城史已有二千三百年。一六二五年，努爾哈赤遷都沈陽。繼任者皇太極啟動了都城建設改造工程，并將沈陽更名天眷盛京。都城中心最著名的建筑——盛京皇宮經過三代帝王的建設，佇立起東、中、西三路風格迥異的建筑群，集中體現了滿漢文化的建筑精華，在中外建筑史上具有獨特的文化價值。

　　按圖索驥：發現努爾哈赤寢宮

　　在繁華的沈陽北中街，有一處鬧中取靜的建筑，這就是沈陽汗王宮遺址陳列館。它見證了沈陽城由明代軍事城堡轉變為后金都城的歷史。

　　1625年三月初三，努爾哈赤遷都沈陽。在一年半時間里，他在沈陽城中心建造了供后金政權議事的“大衙門”——大政殿和十王亭。然而，努爾哈赤居住的汗王宮在哪里？這成了清前史研究中的謎團。

　　1982年，一位學者偶然發現一張繪制于康熙年間的滿文地圖《盛京城闕圖》，圖上標注了盛京的宮殿和各王府、衙署、寺院的方位。重要的是，在城北門附近的一座院落旁邊，有一行滿文，寫著“太祖居住的宮”，即努爾哈赤的住所。專家們按圖索驥，到圖示所處的北中街一帶調查。

　　2012年，沈陽北中街拆遷改造。沈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歷時4個月的考古發掘，在那片區域終于發現了300多年前的汗王宮遺址：其臺基所用青磚是典型的明末青磚規格；使用的黃、綠、藍琉璃瓦件表明建筑的高規格和使用者的尊貴身份；二進院落的基址位置、形態與《盛京城闕圖》所繪相吻合；出土兩枚滿文“天命通寶”更可佐證遺址的年代。此后，這里被建成汗王宮遺址陳列館，供市民免費參觀。

　　在汗王宮遺址陳列館，記者順著臺階而下，看到汗王宮坐北朝南，建筑基址由宮門與宮墻、前院、高臺基址組成，應是一座建于高臺之上的二進四合院，四周有圍墻。

　　當年曾主持考古發掘工作的遼寧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副院長趙曉剛告訴記者，努爾哈赤將汗王宮營造于高臺之上，是對女真族住宅風俗的堅守。它與同時期的建筑大政殿不在一處，而是構成了“汗王之家”（宮）與“處理政務的衙門”（殿）這種宮殿分離、南北呼應的格局，延續了其自遼陽東京城以來一貫的女真人宮殿建筑特點，也是明末女真人宮殿建造理念的真實再現。

　　皇太極改造：盛京城從“田字格”變成“九宮格”

　　從戰國時期的候城到明代沈陽中衛城，沈陽城的功能定位一直是軍事防御，長期作拱衛遼東政治經濟中心（在今遼陽市）的北部軍事屏障。正是努爾哈赤的這次遷都，將沈陽城從衛城地位提升為東北地區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中心。

　　沈陽故宮博物院研究員佟悅一直致力于盛京古城研究。他告訴記者，皇太極登上汗王位后，于1631年啟動沈陽都城建設改造工程，到1634年基本結束。皇太極首先從增拓城門著手。明初所修的沈陽城還只是一個衛所，有東、西、南、北4座城門，且都修在了城墻正中的位置。皇太極改建沈陽城的最顯著變化就是堵死原來的城門，再于原來城門兩側各新開一座城門，這樣，沈陽城就有8座城門。

　　從外觀看，改造后的城墻增高增厚了，而且內外表面都用磚石砌筑，比以前更結實壯觀。城的四面各有兩座城門和高大的門樓，各城門外還修有方形的甕城，便于防守。

　　新修的8座城門仍沿用遼陽東京城的舊名稱，分別為德盛（俗稱大南門，下同）、福勝（大北門）、天佑（小南門）、地載（小北門）、撫近（大東門）、懷遠（大西門）、內治（小東門）、外攘（小西門）。這些名稱都分別用磚石雕刻成滿文和漢文的門額，鑲嵌在各城門內外和甕城券洞上方。

　　重建后，沈陽城內面積雖然沒有增加，但規制已截然不同。由于城門擴建，對應兩門之間的主要街道從“十”字交叉變成“井”字交叉，城內區域劃分也從“田字格”變成“九宮格”。正中區域為皇宮所在地，周圍8個區域按照八旗組織以8座城門為中心來分布，每旗各據其一。

　　改建后的新都城有一項很值得稱道的設計，就是為了解決內澇，在城內四面靠近城墻里側的地面各設計了18個泄水坑，以沙石填平，平時可正常走路行車，雨季時，積水可通過坑道排到城墻外的護城河中，沈陽人稱之為“七十二泡”，傳說這是一位名叫鄧公池的漢族官員設計的。

　　這次改建，沈陽城由外到內都成為當時東北地區最具中國傳統都城特點的城市，城市面貌和地位首次超過了中心城市遼陽。皇太極對此次改建也十分滿意，在1634年傳下圣旨，改沈陽城為“天眷盛京”，簡稱“盛京”，1636年，將國號“金”改為“清”。

　　乾隆擴建： 形成三路并列格局

　　新建盛京城中最著名的建筑是城中心的皇宮。后金天聰年間，皇太極在建設大內宮殿時，已經完全接受了中原傳統的宮殿建筑理念，從努爾哈赤時期“宮殿分離”建筑布局轉變為“前朝后寢”、中軸排列的布局特點。

　　在沈陽故宮，記者從故宮大門——大清門進入，正面就是崇政殿。皇太極時期，這里是國家舉行日常朝會典禮的地方，稱為外朝，崇政殿后的建筑區域即內廷，是皇帝一家子的寢宮。

　　皇太極寢宮建在由平地墊起近4米的高臺上，宮高殿低，凸顯滿族建筑特色。院內坐北向南的清寧宮是皇帝日常居住地，保留著滿族先世“口袋房”特點，屋內有“萬字炕”、火地，另有薩滿祭祀和“索倫桿”等民俗建筑，處處展示滿族古老文化傳統。

　　佟悅告訴記者，清寧宮的另一個特殊之處是煙囪，滿語稱為“呼蘭”。它沒有附在山墻上，而是在距房近兩米的地方拔地而起。滿族人早年居住在山區時，煙囪由中空的大樹制成，到了宮里改用磚砌，形狀也從圓變方，保留了民族習俗。

　　正因這些鮮明特色，建于17世紀初并一直保存完好的清寧宮成為體現滿族傳統住宅面貌的典范，成為沈陽故宮以滿族建筑特色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重要依據。

　　18世紀中后期，回鄉祭祖的乾隆皇帝先是在崇政殿至清寧宮的內廷區域兩側，添建兩組行宮院落，之后又在故宮西側增建一片新建筑，使沈陽故宮最后形成現存的東、中、西三路并列的格局。

　　佟悅說，此時建筑外觀已沒有皇太極時寢宮那種厚重的墻體、樸實的窗欞、寬敞開闊的庭院，而代之以精巧、恬靜、幽深的文人園林風格。室內陳設更是強調符合江南名仕審美觀念的典雅高貴。

　　遼寧省博物館原館長王綿厚認為，沈陽故宮集中體現了17、18世紀滿漢文化不斷融合的過程。在故宮東路，努爾哈赤時期建設的大政殿和十王亭，風格源于女真族甚至渤海人的古老“打圍”蓬居制度，是現存典型的滿族殿宇建筑的典范；而皇太極時期形成的故宮中路格局，則凸顯了滿漢文化進一步交融的加深；到了乾隆時期，在西路增建的純漢式宮苑園林，與此前建筑風格形成巨大反差。這樣，沈陽故宮的八尺宮墻內形成了東、中、西三組風格迥異的建筑群，體現滿漢民族的融合，在中國和世界皇家建筑史上具有獨特的文化價值。

在沈陽故宮 領略文化融合

　　本報記者 商 越

　　由皇宮、內方城、外圓城、四塔寺組成的清初沈陽城，吸收了滿漢及蒙藏文化精華，蘊含著鮮明的城市個性，體現了古人智慧。如今，走進沈陽故宮博物院，仍能感受到文化融合帶來的視覺沖擊力。

　　在采訪過程中，多位專家向記者表示，這些獨具特色和創造性的古建筑，源自善于吸收先進文化、比較開放的滿族文化。滿族先人生息繁衍在白山黑水之間，以射獵網魚為生，形成了獨特的漁獵文化，其經濟活動的開放性是滿族善于大幅度吸收外來文化的源頭。清統一中國之后，逐漸打破了“華夷之防”的固定思維模式，大一統中國的觀念深入人心，進一步促進了民族間相互認同和滿漢文化的相互融合。

　　這一點在皇太極身上表現最明顯。皇太極不僅自己學習儒家經典，還在漢官建議下翻譯漢文典籍。同時建文廟、開科舉，選拔任用漢族知識分子，這些舉措對傳播漢文化及滿漢文化融合產生極大推動作用。

　　從沈陽故宮中關雎宮、麟趾宮取名于《詩經》，到康熙、乾隆時期編撰的《康熙字典》《四庫全書》；從清代皇子拜漢人學者為師，到康熙、雍正、乾隆的書法作品；從受清宮喜愛的京劇，到納蘭性德等滿族文人的文學造詣，無不體現出滿漢文化的水乳交融。

　　回顧歷史，我們欣慰地看到，在滿漢文化從沖突走向融合的過程中，中華文化更加燦爛、更具有生命力和凝聚力。